2015年8月27日 星期四

你願意花三百元看總統玉照嗎?藝術外行人的觀展窘境





幾天前,「真相•達文西」展有一名學童把一幅畫撞破了一個洞,立即引來大家關注,接著才發現那幅畫不是達文西的作品,而是另一位沒那麼有名的畫家掛名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蹟的畫作。於是網路上各種起底和護航紛紛出籠,風向大亂,真相未明。

當然,文物應該被保護,而展出真蹟、交待清楚展品資訊,也是策展的基本要求;但是更重要的問題,在於展覽的教育作用。幾十年來,已經有好幾位被引用到手軟的重要學者(從班雅明、《觀看的方式》作者約翰•伯格,到近年英國當紅的艾倫•狄波頓)提醒我們:

1) 就算是真蹟,也不一定是值得看的作品。

2) 觀眾看不懂畫作,展覽要負比較大的責任。

相機發明以前的歐洲,繪畫承擔了相當於今日照相的功能,但就像今天有傑出或重大的攝影作品,以及更多的普通照片一樣,古代繪畫也不全是重要的作品。現存許多歐洲古代的寫實畫作,包括大量的靜物畫,例如花瓶插花,原本的作用其實接近今天的「開箱炫耀文」,用來展現畫主的財富跟高貴;不少畫有食物的寫實油畫,意義其實跟今天的食記自拍差不多;而除了自畫像以外,多數的寫實肖像畫比較像是今天的總統玉照——你願意花三百元看馬英九的玉照嗎?


馬總統玉照


當然,開箱照和自拍也有拍得好的,人物照也有塗泥巴成功引起話題的,藝術史公認的傑作也有很多靜物畫和肖像畫,但關鍵在於:這些作品的「重要性」在哪裡,值得大家去看展覽?

這些學者重視的,還有「看展覽長知識」的教育性問題。他們不希望觀眾只是看些不知道重不重要、真假未明,或者古人用來炫耀權勢的作品,附庸風雅一下而已。事實上,能有知性啟發的重要作品,不多,而且如果沒有深入淺出的說明解釋,一般觀眾也很難看懂。

拿北美館「台灣製•製造台灣」特展來說,展品其實都是台灣美術史的一時之選,但展覽對於作品歷史脈絡的說明就比較薄弱,觀眾恐怕很難藉此看懂這些畫作。像是陳澄波的《夏日街景》,說明牌只說畫家作於1927年,而現場也沒有其他容易觸及的辦法,來解釋這幅畫的時代意義:在現代化的熱帶都市裡,開放的室外公共空間應該要有的樣子。


陳澄波,《夏日街景》,1927年,台北市立美術館藏。

首先,因為台灣的陽光比溫帶地區強烈,因此開放空間要有樹木遮蔭,人的活動也多在樹蔭下。如果不在樹蔭下,那就要撐傘遮陽。顯然,「烈日下要有遮蔭」是畫家要表達的重點,這個重點在今天仍有意義:太陽下騎機車等紅燈,大家都去擠電線桿的影子;汽車隔熱紙廣告在收音機重播好幾年了;行人在大太陽下也去躲騎樓,但看看台北市中華路、信義計畫區等幾個晚近規劃的街道,大多樹木稀疏,很少騎樓,也缺乏遮蔭,對行人而言,不管晴天雨天都好看不好走,浪費了公共空間。

近九十年前,陳澄波對台灣都市應該適應熱帶氣候的遠見,似乎到今天都還沒被台灣社會領略,原因之一,大概就是我們的展覽還沒把畫家的想法講清楚吧。

第二,畫裡看得比較清楚的人物,不管是右邊綁辮子的少女,或者是左邊的母女,她們都是穿著「摩登」的女性。依照傳統中國的禮教,良家婦女是不該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的,她們應該裹小腳在家裡忙家務,絕不該在畫中這種像公園的地方「冶遊」。但畫裡把撐洋傘、戴草帽、衣著現代的女性凸顯出來,說明在九十年前,陳澄波已經認為:傳統以男性為主的公共空間,應該開始重視並支持女性的參與。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,台灣的公共空間開始有女性參與的意識,是從陳澄波那個時代開始萌芽的,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討論女廁空間要大於男廁、設置哺乳室等討論。

如果沒有特別解釋,一般觀眾會知道這幅畫有這些層面的意思嗎?

關於作品真假的相關討論,最常見的莫過於PTT三不五十就出現台北故宮VS北京故宮誰比較好,真蹟比較多的問卦,而且每次都不了了之。

其實,會有這種比較,也有歷史緣由。用最簡略的說法,故宮從北平開館到1949年之前,社會對故宮藏品的想法是:那是「中華民族」的文化精華,只要確定東西是清宮收藏就好了;1949年以後,兩岸在拚「誰才代表中國」,而且因為兩邊都有故宮收藏,所以社會改去關注「誰的真蹟、名家傑作比較多」,好像這樣就能代表中國的「正統」。直到對岸崛起,台灣已經失去爭正統的意義,台灣的學者才漸漸開始摸索:台北故宮的藏品,就算是真蹟傑作,So what? 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?

不過,今天台北故宮的展覽似乎還沒走到這一步。最近特展的《谿山行旅圖》,算是故宮最有名的畫,但除了從說明牌大概知道那是一千年前北宋范寬的真蹟,現場的簡介跟網站也著重在范寬生平、技法和畫風流傳,觀眾不易從中領略畫中的歷史脈絡和意義連結。根據目前學者的共識,這幅畫在當時比較像是文人官員在官府過勞之餘,把內心寄託在壯觀自然中的天地,就像今天嚮往山野的上班族爬不了玉山百岳,可能也會看照片過乾癮一樣。




范寬,《谿山行旅圖》,11世紀初,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
圖片來源|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

今天我們有《看見台灣》,藉著自然「美麗與哀愁」的懾人畫面,讓我們反思台灣的環境問題。《谿山行旅圖》一方面表現一種美好自然的召喚;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我們:壯麗的山林仍是今天許多人對自然的寄託,別讓自然成為只能在畫裡看見的哀愁。可惜故宮在這次展覽,除了對作品本身的鑑定、技法的介紹和對後代畫家的影響之外,展覽本身並未讓觀眾得知畫作的歷史脈絡與當代意義,使觀眾除了有「看到真蹟」的經驗之外,很難從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的啟發。

放眼國外,大英博物館前幾年曾與BBC共同製作《看得到的世界史》節目,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博物館裡的收藏對今日社會的意義,其中有些收藏即使不是藝術傑作,但仍然有值得關注的歷史價值。台灣的博物館收藏也有精品傑作跟歷史文物,對社會的介紹卻顯得薄弱許多,大眾也很難藉由這些收藏去體會藝術、歷史對社會的積極作用。

除了約會之外,大部分想看懂藝術的觀眾,應該會希望能夠從展覽得到啟發。但或許觀眾覺得藝術太遙遠太專業,對策展單位太寬容,所以對策展品質都不太計較。因此私人策展拿名家當抬頭,對作品本身卻交待不清,讓觀眾只有模摸糊糊的感覺,交錢吹冷氣殺時間,換來可能跟藝術本身無關的經驗。公辦的藝術展覽或許有公認的真蹟和名作,但在缺乏清晰的歷史說明之下,只能霧裡看花,很難藉著看真蹟長知識,無形中增加藝術展覽與現實社會的隔閡,以及民代對故宮等公立美術館「不食煙火」的質疑。

我覺得,如果不想再看爛展覽,不想再對公家單位保存的藝術名作一知半解,最基本的問題可以是:這檔展覽可以讓觀眾長什麼知識?這知識對今天的我們有什麼意義?

這是每位觀眾可以藉著展覽的宣傳和說明,自行判斷展覽好壞的問題,只有這樣逼問,策展才可能改善,觀眾才不容易被爛展覽騙錢。當然,藝術鼓勵自由發想,我們仍然可以略過展覽說明,自由詮釋作品的各種可能。但展覽本該服務想要求知的觀眾,傳達藝術的積極意義。我們才可能因此從奇形怪狀的「文創」之外,找到藝術文化促使社會進步的作用。

參考資料:
[1] 約翰‧伯格,《觀看的方式》,吳莉君譯(台北:麥田,2005)。
[2] 艾倫‧狄波頓,《藝術的慰藉》,陳信宏譯(台北:聯經,2014),頁50-58。
[3] 邱函妮,〈陳澄波繪畫中的故鄉意識與認同〉,《台大美術史研究集刊》第33期(2012年9月),頁280-282。
[4] 石守謙,〈山水之史〉,《中國史新論:美術考古分冊》(台北:聯經,2010),頁412-419。
[5] 尼爾‧麥葛瑞格,《看得到的世界史》,劉道捷譯(台北:大是,2012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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